汪精卫生平小考（四）

寒卿 · 发表于 2009-6-22 08: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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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２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张学良，３月９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３月１０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３月底回南京复职。也许由于他先前主战，但无一兵一卒可调的原因，汪这次复职一改从前主战的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汪精卫则认为政府签订这个协定是正确的，他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他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彩。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既是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陈公博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受到了后来的国民政府及共产党政府的一致批判，当时的中国人由于在晚清遭受了巨大屈辱的缘故，也纷纷指责汪精卫，那时人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来迁就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了。但是“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国民政府连年内战，国力疲软，蒋介石“剿共”已然费了不少军力，各派军阀间又猜忌颇多，客观地讲，开战，中国极有可能一败再败，到那时就不仅仅是割让东北三省的问题，很可能整个华北都要割给日本。
纷纷嚷嚷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和他的那个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汪的条约虽然丧权辱国，但在客观上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行动，为国民政府休养赢得了时间。试想假如当时国民政府开战，以当时国军的疲惫程度，和有备而来的日军实在难以抗衡。当时的共产党军队还很弱小，虽然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可打仗不能仅靠信仰，双方军人的作战素质和武器装备根本不在一个等级。共产党的“游击战”如果没有国军在正面战场抵抗支持，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人的。
汪精卫的行为招致了抗日军人的憎恨，在签定《塘沽协定》不久之后，汪精卫就遇刺。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特大字体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当时的民众却在暗中拍手称快，汪遇刺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7点，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去中山陵谒陵。9点，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会上致开幕词:“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步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等候摄影。按惯例，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全体中委合影。当中委们齐集中央党部会议厅门口时，蒋介石却迟迟不来。
9点35分摄影完毕，就在此时，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着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发发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胸脊柱骨旁部位。汪应声倒下。
这时，和汪精卫同站在第一排的一文一武跃起和刺客搏斗。文者是张继，他见状急奔到行刺者背后，将其拦腰抱住。武者是张学良，他一个箭步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行刺者手臂，其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的卫士这时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枪还击，行刺者胸肺连中两弹倒地。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站在汪精卫身边的陈璧君见自己的丈夫躺倒在地，犹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她立即左腿跪地，伸出手臂托着汪的头，她把手伸到汪的鼻子前，感到汪呼吸微弱，以为必死无疑。这时，汪精卫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陈璧君强忍剧痛对她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见状，带着哭声说:“四哥，人必有死，吾辈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继续努力。但君已受重伤，当速送医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既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过如此。”“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料儿女。”似乎在和汪做最后的诀别。
蒋介石虽未参加摄影，也闻声赶来，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以示亲切。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随后，汪精卫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左臂枪伤经消毒缝合，并取出左颊大部弹片，背部子弹夹于五六肋骨间，伤及脊骨，未敢施行手术。11月20日汪精卫出中央医院，往上海入诺尔医院检查治疗，取出左颊残留弹片，背部子弹仍未能施行手术。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手操纵。
然而汪精卫的被刺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不久，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这时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于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
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１９３６年６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时局万分危急的时刻，张学良“兵谏”蒋介石，从而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开始。
1936年 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以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中共党内也有过这种争执，但最后为什么会放了蒋介石呢？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是出于统战目的。中共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国民党人。但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唯恐一旦蒋介石有所不测，中国将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极大的压力下，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还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共产党有更实质意义。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最新的史料，包括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秘密档案研究，蒋介石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蒋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中共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日军不侵略中原地区，转而直接北上苏联的可能性。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对张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
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自1937年日本二·二六兵变以来，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政府迫切需要转移国内民众视线，解决接踵而至的经济、政治问题。
1937年 7月7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国民革命军驻地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由于没有通知中国守军。中国军队认为日军进攻，紧急出动。日军表示“遭到枪击”后，返回军营。入夜后声称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国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此后，虽然该名士兵毫无伤害返回，但日军依然于晚上八时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
据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自传言：当晚22时确知日军开始攻击，秦乃派军自市郊反击，并未遵照南京电令炮击在市区内日本大使馆。就今天看来，秦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旦在市内开战，三朝古都北平将在战火中毁灭。秦的决定保护了北京文化古迹，避免了战事爆发在市内。
事件后第二天共产党便发表抗日通电，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尽快履行在西安事变时的承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宣布准备应战和必要时守土抗战到底的决心。
但当时国民党内部主战与主和的分岐依然严重。蒋介石离开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从今天往回看，汪精卫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注定了他只能是失败。但我们从汪精卫的私底下的一些话里面可以看出，汪精卫主和并非出于卖国的目的。
汪精卫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
历史完全验证了汪精卫的话。蒋介石的确曾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国军和八路军之间的相互支持极为有限，双方在合作的同时，也在暗中防着对方。而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间也以保存实力为第一任务，以致后来出现了国军“闻风丧胆”，日军“一日千里”的事情。
七七事变后不但中国内部有分岐，日本内部也分为“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随着7月28日、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的爆发，标志着国军全面抗战的开始。上海当时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有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大量投资和财产。在战前，西方列强不愿意责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它们在全神贯注于欧洲局势。蒋介石认为，日本人进攻上海将刺激美国和英国站到中国这边参战。
蒋介石决定对日开战也是“迫不得已”了，他不能冒险将浙江及江苏两省交到日本人手中，因为浙江与江苏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重镇，而且大部分的工业及政治基础皆在这两个省；该地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唯一不受外力影响的政治中心，华北地区已被日本占据，而其他的省份则被中共或是国民党其他派系的军事力量所割据，因此，蒋介石自该区成为他的行政中心后，便不惜一切代价地防卫上海。
淞沪会战原先蒋介石打算速战速决，并将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将手中受过德国顾问训练的最精税的部队全数送上前线。不过由于速战速决的目标失败，导致更多兵力加码投入战场与具有军舰支援且补给源源不绝的日军进行绞肉战，总计国民政府在这场战争除了中央军外，先后各派系部队共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财政部税警总团、宪兵1个团、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3队海军舰队，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这些精锐部队在战斗中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蒋介石的实力大为削弱。
1937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表上海撤退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除了军队的耗损以外，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的总撤退使整个战线完全溃散，并让日军得以长趋直入，间接导致了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精锐部队，最后除了惨重伤亡之外，战争还输的一败涂地，但日本当时尚未做好侵略中国的准备，因此无法有效的趁胜扩张，否则淞沪会战的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之后，中央政府的兵力与各地军阀的差距缩小，这时中国共产党、各地军阀都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并且日后长江中下游的各省的丧失，使得国府吃紧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不得不与各地军阀争夺税赋资源，造成抗战中的内战。
但是由于中央军的惨重牺牲，奠定了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军事统帅的地位和形象。也让抗战时各地军阀大多听从重庆政府的命令，如果没有淞沪会战，各地军阀依旧无法统一指挥，蒋介石也无法处决临阵脱逃、失守山东的韩复渠。
持续3个月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极大的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海的苏州河以北地区，包括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以及闸北华界，由于控制了黄浦江下游岸线，和陆上门户火车站，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淞沪会战期间，闸北和虹口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前线，闸北几乎100％毁于战火，虹口和杨树浦的损失达到70％，此外南市区和吴淞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无数的建筑物葬身火海，上百万当地居民被迫避难到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此后，上海城市的精华完全集中于苏州河以南面积有限的租界地区，苏州河以北地区严重衰落，对上海后来的城市发展造成了长期性影响。战争废墟上后来曾经形成大片难民聚居的贫民窟，曾是上海很长时期内极其注目的城市景观。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汪精卫前次的一番话，汪精卫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淞沪会战完全验证了汪精卫的话。尽管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尽管我们很不耻于，但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开战的资本。淞沪会战国军投入近八十万的兵力，与敌人血拼了三个月，可最后的结果仍然像汪精卫所说的“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尽管汪精卫的话看上去那样刺目，但这是事实，后来的汪政府虽然受日本人控制，但总算汪治下的东南半壁较为安定，为复兴留下了基础（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就是在汪精卫治下上的大学），虽然他没有做到复兴，但给后来内战时的重庆政府留下了“可观”的基业。
淞沪会战后，国军的一败涂地造成了日军长驱直入，并且使当时的首都南京沦陷，随即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这些都给汪精卫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更加让他坚定了“和平救国”的信心。
淞沪会战之前的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统治的“黄金十年”，从积极的方面说，在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的工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国民政府自1927年起推行货币改革，逐步废除银本位制，后于1936年发行法币，与英镑及美元挂钩。这是中国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尝试，统一了国家货币。从此国家能够有效掌握白银等硬通货，保证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基本稳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当时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政府组织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由厂矿工程技术骨干组成的，并有专人管理的实习进修队伍。其中大部分学员回国成为当时大型国营厂矿的领导骨干。
农业方面，从1921年到1936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华民国统治时期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包括大豆）约为3000亿市斤，这一数字直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大多风调雨顺，这対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低的中国农业而言是至为重要的因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定：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制”。这种单位制，通常称之为“一二三制”，即一升等于一市升，一公斤等于二市斤，一米（即一米）等于三市尺。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国际际准统一起来，影响巨大。直至今日，中国大陆仍是公制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但是负面上，重工业成长有限，钢铁工业的甚至出现了倒退。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至1938年武汉失守前才匆忙将该厂部分设备拆运至后方。同时国民政府先后计划在南京和湘潭建设中央炼钢厂，均告失败。
在日本积极准备侵华战争时，国民政府却未将重工业有计划的迁至大后方。直至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工业已经遭受重大损失，国民政府才匆忙搬迁工厂，在运输途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发行法币为国民政府稳定自身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通过强制手段将民众手中的硬通货如白银等集中至政府手中，由于法币的不断贬值，造成了民众的财产在事实上大幅贬值乃至化为乌有。
在毒品问题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禁烟、禁毒法令、法律、法规等300余件，在数量和貭量上较清政府、北洋政府均有较大提高。但在实际执行中，国民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即对当时最主要毒品大烟（即鸦片）的生产制造、运输、销售以及开设吸毒场所等环节，只要向政府缴税即为合法。这种政策实际上无法起到禁毒的作用，反而助长毒品蔓延，使大量的毒品交易合法化。1931年以后，日本在东三省强力推行鸦片种植及贸易，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为解决财政问题，默许“特货”（意为中共对鸦片的另一种称呼）贸易，两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毒品蔓延。
但是这十年努力的成果，经济的建设，在对日开战之后，均付之东流。当时的共产党军队虽然声称携手抗日，但因为自身实力的缘故，不愿意也不能够与锐气方盛的精锐日本军队展开正面冲突。他们的“游击战”虽然也给了日军相当的威胁，但毕竟在无形之中保存了自身实力，以至于到后来内战爆发的时候，共产党军队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战斗力。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军在正面战场的抵抗，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等战术，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共产党的游击战，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参战。使本来就分散的日本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打击，在局部陷入被动。在后来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有利的配合了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