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跑了。
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
他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老婆的四处讨老婆，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本村的“丑事”有时候让村委会主任杨学品“羞于启齿”。
村里的光棍数据没有包含另一个群体：老婆“偷跑”的单身汉。数量不得而知，但每每问及，任何一个村民都能掰着指头数出几个来，连带一声叹息：“娃儿都生了。”
４４岁的董学奎还保存着结婚证，黑白双人照挂在墙上的镜框里。“她肯定又结婚了。”当着１１岁儿子的面，他粗着嗓门说。他母亲跟孙子打趣：“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儿子别过脸去：“不！”一甩手，把凳子上的猫打翻在地。
１９９６年，老婆丢下８个月大的儿子，不辞而别，至今杳无音讯。说起来，这老婆也是他侥幸“骗”来的。
十多岁时，他便开始相亲，但没有哪个本村女孩看上他。家里住的是茅草房，有７口人，一个弟弟卧病在床。有亲戚指点他：“到更穷的地方去找。”３１岁时，他漫无目的地去到县城汽车站，一个“生意人”搭讪说毕节地区黔西县可以做药材生意，他就跟着去了。
后来董学奎知道“生意人”是人贩子，便撇开他自己找对象。经熟人介绍，在一个满山都是石头的村里，他认识了一个１７岁的农村女孩，“我哄她，说我们这里经济比她们好，我在外地打工，家里有钱。”女孩相信了，带着父母到他家看看。
董学奎提前回家“布置”了一番。他借来亲戚家的木房，说这是他的房子，把女孩一家安排在那里。这一招蒙住了女孩。女孩父母走后，董学奎就换回自家茅草房，女孩意识到被骗了，但木已成舟。她没有路费回家，当时也没有电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吵嘴成了家常便饭。
结婚两年后，老婆的父母过来看她，她没有揭董学奎的老底。后来说要回家过节，跟着父母走了。一直不见老婆回家，董学奎跑去黔西接人。老婆说“要回来就回来吧”，但一到黔西县城，她便“走丢”了。
董学奎又去找过老婆家、村干部、县政府，但都没有办法。一晃１１年，家里父亲、弟弟陆续去世，３个妹妹嫁到外地，他也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人嘲笑他。“这种事情不稀罕。”３７岁的董学普说。他是董学奎的表兄弟，住在隔壁，也是在黔西找的老婆，“本村的不好骗了，只好去外面骗。”９年前，他们夫妻一起到贵阳卖菜，准备还清结婚时三千多元的借款。过了不久，老婆便悄悄走了，丢下两个孩子，最小的才１岁多。
这表兄弟算是“幸运”的。陈老二在１０年前花了３０００元买了一个外地老婆，不到几天便“失踪”了。谈及此事，陈老二闷头整理刚刚摘下的烟叶，任由旁人哈哈大笑。
守住了土地，娶不到老婆
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老一辈家中常有四五个子女，儿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儿却远嫁他乡，几乎没有哪个女孩愿意留守这一片土地。村里的新生代在减少，去年村里新生婴儿只有６个。
这几天，张永兰带着１１岁的女儿回家探亲。女儿不会讲贵州话，第一次骑牛，吓得用绍兴话大喊：“快点！我要摔下来了！”张永兰大概一年回家一次，“还是家乡好。夏天忙一点，冬天就闲了，就可以去旅游。”
不过，如果让她再选择一次，她说她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离家外嫁。
１９９０年代正是现在３０岁以上光棍的婚娶时期，他们的婚姻大事夹杂在滚滚而来的打工潮中。问题在于，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愿意守在家中。
早几年，村里大批女孩已经离家打工。老一辈固守乡土的传统开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识在抵抗这种本分思想。
１９９５年，２０岁出头的张永兰准备到浙江绍兴打工。父亲不同意，说“女娃大了就嫁人”，连到手的车费又被父亲要回去。张永兰比父亲还倔，她带着９０元私房钱，偷偷溜走了。
“我们就想要赚钱，将来结婚才能用。”经济上的独立让她们对婚姻有了更多的选择。后来她嫁在了绍兴，如今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拦住了，陈妹（化名）是其中之一。当记者看到她时，她正抱着一捆毛豆上坡。她说“不后悔”，婆家虽然穷，但好在丈夫对她很好。当年，她连衣服都备好了，却无法踏出家门，上街也被父亲派人盯着。接着，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开始之时，男人们不愿意离开土地。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张永华家头屋（相当于客厅）的墙上贴着“祖德流芳”，下面是“张氏堂上历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面的墙上是“金玉满堂”，贴着对联：土中生白银，地内出黄金。“这是一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张永华说。无论是茅草房、木房，还是水泥平房，村民在头屋都供着祭祖的牌位。
这代表了牌坊村两个传统：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里一直流传着习俗：结婚的儿子分家出去，光棍跟着父母住。年迈的父母经常被笑称是“家庭负担”，但没有一个光棍选择背弃父母。
１９９０年代日渐成型的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正踏入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婚姻窘境。
留下，周围的适婚女子越来越少，因为她们一个个热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们在婚姻市场中更处于劣势——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朴实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国近２０年的人口流动中，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因为在城市里，他们彻底处在社会的最低层。
有妻有儿有女有乐。
“我上门也行”
这３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２００４年底，夏明凯结束了在深圳４年的打工生涯，准备回家娶妻生子。
村里现在有１／３的人在外打工，包括８９名光棍。光棍们清晰地勾勒了一个思想变迁史。最早的一批压根就不出门；随后的一批出了门又回来了，他们多是１９８０年代以前出生的汉子，觉得还是应该回乡娶妻。最近的一批，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男孩彻底没有了父辈的思想束缚，他们喜欢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办在了外地。
２９岁的夏明凯属于中间那一批，他到外边的世界探了探头，却依然把山村视为归宿。
夏明凯在深圳一家
鞋厂打了４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乡。“那里是沿海，经济发达。”但２００４年底，他还是回来了。“我现在很后悔。”
可以确认的是，父亲的意见起了作用，“父亲觉得还是家里好。”至于他，曾经比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乡找个老婆。
他觉得在外面交女朋友很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他很反感：“她们都没有来过贵州！”
２００２年秋天，他偶然认识了一个江西女孩，小他３岁。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学习技术。一来二往，两人谈成对象。有时女孩会问起他家乡的情况，他刻意回避了。他想过带女孩回家拜见父母，最后也放弃了，“我怕。”他说原因很复杂，在内心，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这段不坦诚的打工情缘注定无法稳定发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带夏明凯回江西过年，一名江西朋友却告诉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这是那边的风俗，他等于是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他临阵脱逃没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凯回到了牌坊村。带着赚到的几万元，这本来足够他筹办一场婚礼。后来这笔钱投入了养殖业，到现在已养了二十多头猪。
８月３日，他趁着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机会，希望记者能帮他找个对象。“广州、深圳那边女孩挺多的，我上门（当女婿）也行。”
这３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里的光棍大都吃苦耐劳”
“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
约两个月前，村委会主任杨学品接到电话通知，县计生局要来检查计生工作。一见面，他们的问题把杨学品逗乐了：“村里有多少光棍？”“有没有治安问题？”
这是杨学品第一次把光棍和治安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早在２００４年，两名英美学者合著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该书把中国、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光棍跟安全问题挂钩。这导致了当时一场辩论。
有一件事让杨学品印象深刻。大概在１９９７年的一天，凌晨２点多，一群村民闹哄哄地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定睛一看，院子里一前一后蹲着一对男女，双手捆绑，串在一起。
男的是４３岁的光棍，家有６弟兄，只有他未婚。被绑的妇女住在他隔壁。几天前，妇女的丈夫隐隐感到光棍和妻子有染，但抓不着证据。后来他撒谎说要外出打工，纠集了一帮亲戚，在半夜潜回家中。当家门被踢开后，光棍被当场抓住。
杨学品的工作是调查有否强奸。“双方是自愿的，互相看得起。”他说。他对光棍只是说服教育。丈夫不服，天亮后去到乡政府，处理结果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在村里采访，听到各类事关男女的传言，比如某家四个兄弟共一个老婆，某人在广州打工和有夫之妇纠缠闹出人命之类。仔细去问，均是语焉不详查无实据。
每个季度，牌坊村的村委会将全村人集中起来学习婚姻法、刑法等法规条文。“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杨学品盖棺定论。
不过县计生局下来检查时，杨学品还是说了自己的心事：“既然你们下来检查，请你们帮个忙，有对象的话介绍一下。”
村委会主任助理夏明凯希望能登个征婚广告。他想替全村光棍征婚：“这里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吃苦耐劳，做事踏实，很多是初中以上文化。这里有铁矿、煤矿、两个溶洞。”他像是在招商引资，“通过招商联姻，一举两得。”
“你是读书，还是翻土？”
“我决不愿意孩子种地，读书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这里了。”
３５岁的董学彪看上去多了一则生活哲学：“先赚钱，后娶亲”。过几天，他准备外出打工，“我还年轻，要找点钱，风风光光讨个婆娘，再过几年就完蛋了”。
他的根还在牌坊村，打工更像是一种娶老婆的手段，但或许能在外面碰到合适的人选呢，“我也不知道以后的事”。
现在每逢过节，村里家家依然在祭祖。但观念已经改变。３０岁是一道泾渭分明的坎，父辈选择固守家园，子女选择离开。如今，后者的选择，也成了父辈的强烈愿望。
２１岁的邓明学在湖南上大专，每年需要贷款６０００元。他妹妹今年高考没考好，准备复读一年。小学六年级时，他曾不想读书了。父亲没有骂他，第二天带他去田里翻了一天土，晚上回到家，他累垮了。这时父亲说话了：“你是读书，还是翻土？”他没有再犹豫：“我去读书算了。”
“我们这一代读书的意识很强，都想出去。女孩也想读书，读不了就出去打工。”邓世杰说。他刚从南京一所本科大学毕业，正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实习，即将正式开始工作。他的两个姐妹也都外嫁，村里只剩下父母。
回到村里，他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带。晚上父亲放牛回来，满身泥土，两人恍如不同时代的人。在皎洁明月下，他构思着职业蓝图，计划在５年后建立自己的公司。父亲在屋里抽着闷烟，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有子女的单身汉也期盼孩子能走出去。老婆跑掉的董学奎，儿子已经跟他一般高，马上要进初中了。每个学期１００多元学杂费，每周还需２０元生活费。去年，家里收成的玉米、大米换回２０００元左右，供孩子读书有些吃力。
但这不能动摇董学奎的决心：“我决不愿意孩子种地，读书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这里了。”至于他自己，早已不再想着盖房子，讨老婆，“我只想安安静静生活了。”
董学奎家门前是山坳，可以望见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在雾气朦胧的天边，他说那就是贵阳：“晚上灯光很大，整个天空都红了。”他双手合拢成圆圈，瞄着眼，望向想象中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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